关于“专利恶意诉讼与敲诈勒索罪之边界”的刑法实践｜mhp君悦评论

利用公司上市的敏感节点，恶意提起专利诉讼的现象近年来日益凸显。2021年上海市审结了一起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专利恶意诉讼案件（李兴文、李兴武涉敲诈勒索案，案号：(2019)沪01刑终2157号），被称为专利敲诈勒索第一案，许多人认为专利恶意诉讼的刑法规制由此拉开了序幕。

然而时至今日，尚未有新的专利恶意诉讼案件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现实生活中，利用“知识产权”侵权为由，进行工商投诉，恶意诉讼，对企业进行欺诈的行为仍频频发生。

通过重新梳理该案，笔者发现，该案并未明确专利恶意诉讼刑事规制的必然性，相反，法院的观点恰恰阻绝了二者的必然联系。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法院的观点简单谈下二者之间的规制边界。

1、案情简介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兴文以公司的名义申请了大量专利，然后在企业上市等敏感节点，提起专利维权诉讼，并辅之以举报、投诉等方式，逼迫相关企业向其支付许可费、和解费等。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李兴文、李兴武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

在本案中，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敲诈勒索罪，李兴文一审也被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在一审判决后，检察院却提起了抗诉。从表面上，这似乎不符合常理，但如果分析案情，就会发现，本案被认定的犯罪事实并不是李兴文的专利恶意诉讼的行为，而是其虚构合同，逼迫被害企业支付多余许可费的行为。也正是基于此，检察院才以适用法律错误提起抗诉。

2、案情分析

本案中李兴文实施了两种行为，其一，其通过倒签合同的方式，将涉案专利独占许可给其实际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并以此要挟A公司支付多余许可费。其二，其通过在敏感时间提起恶意专利维权诉讼，通过扰乱企业上市或正常经营逼迫相关企业支付费用。

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法院，均认可其前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审理的重点就集中在其另一行为。

检察院认为：

李兴文及其公司名下的专利不具备专利维权的价值，其提起的诉讼请求也尚未获得法院的支持，不具备正当维权的权利基础。其次，其主观上并不具备维权的目的，而是为了非法获取被害单位的相关费用，其所提出的价款与专利类型、数量无关，而是取决于被害单位的恐惧程度。最后，其客观上实施了威胁、要挟手段迫使被害单位交付财物，被害单位因惧怕在敏感时间节点发生诉讼或被反复拖入诉讼，而影响上市、融资或破坏企业正常经营，被迫向李兴文支付钱款换取和解、撤诉，甚至在申请李兴文专利权无效已成功的情况下仍然付款。

二审法院认为：

首先，李兴文的涉案专利均获得合法授权，即使其具有滥用权利的情况，也不能以此否认其具有维权基础。其次，李兴文的涉案专利即使被专利局复审无效，也并不意味着其存续之间的行为无效，且其专利并非全为低质量专利，也不能据此否认其不具有维权基础。最后，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李兴文与受害单位所签订的和解合同具有一定自由度和对价关系。

另外，二审法院对专利恶意诉讼涉刑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刑法基于补充性的要求，不应当对于前置法领域的行为进行过多干涉，否则会影响权利人自由行为权利。对于恶意诉讼案件，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刑法的介入必须审慎。

“首先，伪造专利及独占许可，损害他人利益，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次之，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申请专利，损害他人利益的，先以恶意诉讼等民事手段予以规制，依法判令其承担民事责任；仅在民事手段确实不足以实现保护目的之时，才考虑刑法保护。最后，专利权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即使挑选上市融资等敏感时间，抑或辅之以举报等其他手段，其诉权及专利权亦应依法予以保护。”——（2019）沪01刑终2157号

笔者认为，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逐渐加大，权利人积极维权的意识也在不断加强，随之而来的滥用权利的情况也会日渐增多。如何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和防止权利滥用，成为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法律已经为恶意诉讼提供救济途径的情况下，不能当然将该类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关于恶意诉讼问题的研究报告》，恶意诉讼是指，故意以他人受到损害为目的，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致使相对人在诉讼中遭受损失的行为。在考虑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仍在进行中，公民维权意识尚需提高的情形下，不宜将其范围理解得过于宽泛，而需将其范围进行限缩解释——行为人缺乏实体权利，利用法律所赋予的程序性权利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结合本案，李兴文旗下的诸多专利虽然价值过低，但并不是全部无价值，且其确为合法的专利权人，不应当认定其完全构成恶意诉讼。

第二，刑法对于证据的要求要更高，即排除合理怀疑，因此，在无法确定权利人的维权行为为完全无依据的情况下，不能完全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无论是恶意诉讼还是权利滥用，均未否定权利人具有权利基础，即使是在权利人不具备实体权利的情况下，不能因此在刑法上否定其程序性的合法权利。

第三，刑法虽然不局限于前置法的程序性规定，但依然不能轻易越过前置法进行规制。对于恶意诉讼或滥用权利的行为，我国已经通过诸多立法与司法解释予以规制，并且也设置了虚假诉讼罪对诉讼中的行为予以规制。在被害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予以救济的前提下，刑法不必然需要介入。

因此，专利恶意诉讼在具备前置法救济途径和一定权利基础的情况下，不宜将之当然纳入敲诈勒索罪的规制范围。当然，李兴文案件的判决也表明的观点，在案件设计专利恶意诉讼时，如若权利人“乘人之危，漫天要价”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刑法也当然会予以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