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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我幸运地收到了李昌钰博士的邀请函,今年春天如约来到美国李昌钰法庭科学研究所,近距离接受这位“国际神探”的亲身传道授业。
李昌钰法庭科学研究所位于美国纽黑文大学校园的中心位置,内设犯罪现场培训中心、冷案中心、危机鉴识管理中心等六个机构,为世界各地的警察、检察官和律师提供全方位的法庭科学领域培训项目,并为从美国国内到世界范围内的疑难刑事案件出具鉴定报告。
李昌钰博士为我们精心安排了各种针对性的课程,其中包括李博士亲自授课的“刑事侦查新理念”,来自纽约警察局资深警官的“犯罪现场重建指南”、“证人询问技巧”,康州首席法医的“昆虫学与死亡时间确认”、痕迹学专家的“现场指纹与血迹样态分析”、生化科学家的“DNA鉴定技术发展前沿”、法学教授的“专家证人出庭”、“金融犯罪调查”等等,干货满满。此外,我还翻阅了李昌钰博士办理过的海量案卷卷宗,在具体案例中完善了自己关于法庭科学的知识结构,并加深了对美国刑事侦查程序及司法体制的理解。
除了专业课程上的学习,李博士还特意为我们安排了各种有意义的活动,例如参观他一手创建的康州州立刑事鉴识实验室、参观纽黑文当地警察局、旁听联邦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参加康州警方的鸡尾酒会、华盛顿特区华人联合会的晚宴等等。此外,我还幸运地跟随李昌钰博士一同前往华盛顿特区出差,担任李博士的贴身助理+秘书+司机“临时工”,亲身参与到李博士日程表中的每一个活动。之前我对于这位享誉世界的传奇人物只是一种“不明觉厉”的敬仰,通过这次零距离“祛魅”,观察到了不少李博士工作状态的细节,受益甚至超过了课堂学习。
和我一同参加培训的,除了有美国各州的警察、律师,还有来自各地警察学院的老师、台湾地区高级检察官、卡塔尔警察代表、韩国海军调查员等,在学习的过程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刑事精英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司法的定义是“法的适用”,而刑事侦查的目的是查明事实,为“法的适用”提供逻辑前提,因此从狭义角度上讲,刑事侦查不属于司法行为。但刑事侦查需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违反法定程序所取得的证据,会被认为不具备法律效力,继而影响案件事实的完整性,最终使司法行为的结论发生变化。所以,刑事侦查活动虽然不属于司法范畴,但却直接影响司法行为的结论。
法庭科学(forensic science),有些场合也会被翻译为鉴识科学,是应用科学的一种,指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为查明和还原案件事实提供证据的学科。具体包括现场勘查、痕迹检验、毒物鉴定、法医学、法庭昆虫学、植物学、孢粉学等等。通过李博士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法庭科学在美国刑事侦查中的定位,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在1966年米兰达规则确立之前,“口供”中心主义还是美国警方刑事侦查活动的准则。为了获取有罪供述,警方不惜采取一些威压甚至刑讯的手段。随着米兰达规则的确立,保障了嫌疑人面对警方讯问的沉默权以及律师全程在场参与讯问的权利,大批刑事案件出现了“零口供”的情况,通过对物证的鉴识来还原犯罪现场,成为刑事侦查理念新的趋势,也为法庭科学从边缘走向中心提供了舞台。
从广义上说,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查明案件真相,还原案件事实,但具体到各自的指导思想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刑侦警员的调查,必然是戴着“有罪推定”有色眼镜进行的,但这与现代司法体制中“无罪推定”原则并不相悖。所谓“无罪推定”,是对审判人员提出的要求,审判人员不得预设立场,应先假定嫌疑人无罪,在检察官提出有罪证据充分到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审判人员才能做出有罪判决。而在刑侦警员的眼中,应将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人员都预先假定为嫌疑人,再通过证据依次排出其嫌疑,最终找出真正的嫌疑人。刑事鉴识人员则必须保持彻底的中立,应当且仅仅应当对鉴识方法的科学性负责,而不应受到除此之外任何因素的影响。李博士曾经说过,鉴识人员不应有“输赢”的概念,嫌疑人是否最终被定罪,不是鉴识人员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那是检察官、律师、法官的工作。
任何刑事案件的发生,必然会留下相应痕迹。通过鉴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对犯罪现场进行重建,是人类对犯罪活动进行认识的有效手段。随着鉴识科学本身的发展,人类对犯罪现场的还原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从早期的指纹鉴定、纤维分析、血型鉴定,到现在的DNA技术、微量元素和大数据分析,技术领域的每一次飞跃,都为鉴识科学提供了新的方法。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只要技术足够发达,人类有能力还原一切犯罪现场。“神探”之所以“神”,不是因为无中生有的灵光乍现,而是穷尽了一切技术手段后的必然结果,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李博士曾说过,破案也是需要一点运气的。坦坦荡荡地承认运气在破案中的作用,同样也是科学精神的另一种体现,毕竟凭借人类现阶段的技术手段,尚未达到能够还原一切犯罪现场的程度。例如在李博士办理的“中情局前探员碎木机杀妻案”中,如果没有在犯罪第一现场床垫钢丝上发现的七滴肉眼看不见的血液,还有大雪之夜清洁工目击碎木机的证词,那么连杀人和碎尸的现场在哪里都难以判断。李博士所说的“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我的理解是在高度的责任心驱使下,强化鉴识人员的观察力,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细节。这里要再一次强调犯罪现场的重要性,很多线索和细节都集中在那里,就看你有没有观察力去把它们挖掘出来。
法庭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也是一门法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鉴识人员需要作为专家证人出庭,面对检察官或辩护律师的交叉询问,向陪审团展示鉴识过程所使用的方法和结论。美国庭审的交叉询问是最为精彩的一个环节,影视作品中常有出现,律师往往都是盘诘高手,一个个经过精心设计的逻辑陷阱连续地抛出,证人往往由于不堪压力而崩溃失态,导致陪审团对证人证言采信度下降。鉴识人员作为专家证人,不但需要懂得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也需要掌握在压力下与律师对抗的策略和技巧,把晦涩难懂的鉴识报告,“深入浅出”地展示在陪审团和公众面前。在轰动全美的“辛普森杀妻案”中,李博士作为辩方专家证人连续出庭6天,通过图表、现场实验等生动的方式,向陪审团展示了辛普森住所发现血液内成分和形成原因,得出了该血迹是洛杉矶警方为了栽赃辛普森,在案发之后人为滴上去的结论,最终法庭判决辛普森无罪,涉嫌伪造证据的警官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通过回顾当时的庭审录像,李博士在法庭上客观冷静的陈述,还有偶尔出现的一些小幽默,都是非常具有魅力的。
为啥把这个放在第一条呢,因为李博士今年其实已经80岁高龄了,但他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却完全不像一个老年人。“刑事侦查新理念”这堂课的时间是早上8:30,而头一天凌晨4点他才刚刚从深圳飞了12个小时落地纽约,再驱车2小时赶回纽黑文,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照样精神奕奕、中气十足地把课程打满了整整一个上午。我陪李博士一起开车去华盛顿出差的单程时间是6个小时,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他还变魔术般地拿出一大包各式各样的零食,里面有猪肉脯、开心果、香蕉、橘子、小杏仁啥啥,不但自己吃了不少,还要分给我们一起吃,真的是非常可爱。在工作餐中,李博士饭量不小没有忌口,而且吃饭速度奇快,他说自己吃饭像是个“吸尘器”。在华盛顿的工作结束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吃早饭时,发现他头一天刚拿到的厚厚一叠材料上,已经出现了各种详细的修改批注。尼采曾说:如果你有一口好牙和一个强健的胃,那我们一定谈的来!
从纽黑文去华盛顿途径纽约,遇到很长一段交通拥堵,李博士发现道路上的车辆牌照来自纽约州、康州、马塞诸塞州等各个不同地方,于是开始猜测今天在纽约市是不是有棒球比赛。然后又根据某辆车上的乘客状态来进行侧写,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今天要出门去干什么等等。路上碰到一起五车连环追尾交通事故,又来给我们出题,通过什么痕迹可以还原这个事故现场。看到有人遛狗,就开始说最新的“狗像识别”技术在刑侦领域的运用,于细微处尽显大侦探职业本色。李博士对于年轻一代的关心也令人感动,我在担任“临时工”助理期间,目睹李博士婉言谢绝商业机构的合作要约,却把宝贵的时间用来给中学生义务授课;推辞掉一线大牌媒体的采访请求,却把机会留给美国当地华人后代的校报小记者们。
什么是成功?什么是高质量的人生?这次我除了在专业领域学到了满满干货,还从李博士身上收获了价值观上的正面启发。通过对李博士工作状态零距离的观察,我对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进行了反思。坦率的说,我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于“努力、上进、社会责任感”等正统价值观持怀疑态度,把叛逆当成炫酷,把玩世不恭当成潇洒,把虚无主义当成深刻。虽然自己的生活也算是循规蹈矩,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但在心底始终没有真正认同这些正统价值观。事实上,叛逆不是炫酷、玩世不恭不是潇洒,虚无主义也不是深刻,这是由于我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真正的顶尖人物而导致的浅薄和无知。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的最后一页曾说:哲学在到达它的单纯性之前,必须通过它的复杂性。我也可以预见到,多年之后回顾这段经历,会发现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曾经眼中的陈词滥调现在有了不一样的含义。
热爱生活,并认真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