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诈骗实务探讨——入职诈骗｜MHP君悦评论

基本案情：

某公司在持续扩张期间资金需求量大，总经理通过网络求职平台寻求招商引资的人才，A、B、C三人毛遂自荐，自称为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领导人员，可以为企业引入大量投资人，要求高额底薪和业绩提成。因公司合规体系尚不完善，资金需求迫切，出于对对方的信任，公司仅凭涉案人员提供的简历、大型资产公司的离职证明，未经背调便签订劳动合同，公司因此设立招商部门，承诺高额底薪、线上打卡制度（仅需上传自拍）。

入职数日，三人均正常上班打卡，其称需要扩大部门规模，让更多的人才入驻公司创造价值，遂引入“前同事”8人，亦约定高额底薪和业绩提成，和总经理拍胸打背，保证会给公司带来大量投资款，且承诺随时可以调动场外50余人入职本公司，为公司资金链保驾护航。公司数位高管因此产生怀疑，矛盾初现。

后该些涉案人员极少在公司现身，常常行迹不定，每次询问或称在与客户商谈过程中，大事即成；或将不知名个人带入公司与总经理洽谈，称之为“某总”，有投资意向，然而交流甚欢后必然“要再考虑考虑”，再无音问。

众人数月之间未为公司创造任何价值。

经调查后发现，该些人员均系简历、学历造假、伪造公章制作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离职证明，入职仅为骗取高额底薪，吃拿卡要，毫无作为，有甚者从未在公司出现过。公司于是及时止损，解除劳动合同，并无奈支付高昂的补偿金，甚至受到仲裁讼累，要求支付赔偿金，损失极为巨大。

Q1：从劳动合同法角度分析，是否可以认定合同无效维护自身权益？

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劳动合同法第28条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近似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本案中，A、B、C巧妙拿捏公司对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人才的渴望，通过伪造简历、学历、履历的方式欺诈公司与其订立劳动，应当认定为无效。然而由于劳动合同约定的漏洞，打卡制度、考勤制度均无明确证据可以证明其未付出劳动，故公司仍将支付其劳动报酬，参照单位相同或者近似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后亦为高昂，公司因此遭受不赀之损。

Q2：从刑事角度分析，是否可以认定犯罪保护背后法益？

诈骗罪，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案中，A、B、C三人通过伪造简历、学历、离职证明、承诺高额业绩的方式，骗取公司信任，用入职的合法形式掩盖其诈骗的非法目的，进入公司后无任何作为，亦未创造任何价值，对公司财产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公司虽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然而并不能因此认定不构成诈骗罪，在构成财产损失的前提下，应当结合事实和法律依据，作进一步判断。

认定刑事犯罪的法理依据：

1、严密刑事法网、扩大犯罪圈的必要性：

刑法作为保障社会稳定运行的最后一道保障，固然需要保持一定的谦抑性，该特性所体现的的是一种非罪化和轻刑化。

然而，社会复杂多变，新型犯罪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游弋在秩序的边缘。这样的行为对社会的稳定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决定了必须严密刑事法网、扩大犯罪圈的必要性。

再者，刑事犯罪认定的活性化是风险社会下刑法预防功能的体现，近些年来，为了限制和控制风险的范围和影响，保护国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刑法彰显其作用，开始将如刑法第287条之一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将为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网站、通讯群组发布有违法犯罪信息的预备行为实刑化，又如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立法。

2、应当注重意思主义之恶与观念主义之恶的区分：

意思主义之恶指的是明知且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目的，伦理道德否定性评价色彩浓厚；观念主义之恶指的是明知，亦即知道某种客观情形的存在，主观上是否有加害他人的意图则在所不问，不带有伦理非难性和社会谴责性。

本案中的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骗取对方当事人信任后入职，如有证据证实其在履职期间无任何作为，仅为谋取薪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意思主义之恶，应以诈骗罪论处；而如无证据证实其履职期间的无任何作为，或其已在履职期间竭尽全力，疲于奔命后仍未创造价值，此种情形下则宜认定行为仅具有观念主义之恶，仅可以其入职手段不正义而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为妥。

3、“即便我家门开着，你也不能进来偷东西。”

本案的讨论中必然会涉及公司对入职人员的合理审查义务，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应当对其录用人员的简历、学历、履历等作谨慎理性的审查，在此种前提下，公司应当对其未尽该些义务而导致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如有明确证据证实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公司在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后，也可将该类情况报送司法机关予以惩处追责。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罪与非罪，从公安角度出发来分析，其一般会当场明确双方当事人间成立的仅为经济纠纷，告知当事人可通过劳动仲裁、法院诉讼等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当报案人明确掌握相关犯罪证据，如伪造学历、简历、履历等行为入职，结合或履职期间未履行任何职务义务，或协同其他行为人以相同方式骗取其他公司或充当前文所述的“某总”团伙诈骗的等行为时，则不应再循表涉澭，仅仅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简单定性为经济纠纷。

就目前而言，企业合规在我国尚处萌芽期，大量企业在招人用工方面未必能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该类犯罪行为便有了可趁之机，且在合法外衣的包裹下更容易疏于法网。退一步讲，即便企业未能尽到相应审查义务，行为人也不应用此手段来谋取非法利益，司法机关更不应纵容该些行为人肆意妄为，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会成为减少类似行为的选择。

案件处理结果及展望：

经承办人取证，公安以“伪造公司印章罪”立案侦查该团伙，这是在承办人能联系到被伪造公司的前提下才顺利立案。如该团伙所伪造公司均无法取得联系，取证难度增大，亦无他证证实其手段不正义，劳动仲裁也将成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的工具。

当一种简单有效的恶不被惩罚时，会有越来越多“投机者”沉浸其中，更有众者将敝帚自珍、日夜萦怀、苦心钻营，将当下简单的操作模式在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用更多套路和形式把其手段进行武装。

把该类不正义行为从点到面地分析后，可见无论是对当下的公司治理还是长远的社会发展，都将造成恶劣且深远的不利影响。企业合规制度体系的搭建和司法机关的积极打击，会是解决当下社会很多疑难杂症的关键。